内容提要：近年来亚洲，尤其是中国周边国家和地区签订了大量双边或多边自由贸易区协议，已成为当今世界区域经济合作最活跃的地区，并且呈现出与其他区域不同的特征。未来亚洲区域经济合作的走向，将受到政治、经济和地理等多重因素的影响，而且由于涉及的谈判主体越多，谈判的难度也越大。本文认为亚洲FTA网络建设的可操作性路径，应该是以东盟为核心，积极推进EAFTA或者CEPEA的建设，
　　关键词：亚洲；自由贸易区；网络
　　一、引言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迎来新一波区域主义浪潮，尤其是区域协定与自由贸易协定（RTA/FTA）迅速扩散蔓延，为各国带来新的对外经济战略环境。根据WTO的统计，向GATT/WTO通报的区域贸易协议数量已从1990年46个增长到2012年1月511个，且这个数字仍在增加当中。在这些RTA中，自由贸易协定（FTA）占90%，关税同盟（CU）占10%。
　　而过去长期以来被视为缺乏区域主义的中国周边区域（包括东亚、南亚和东南亚）更是此波区域主义蔓延的核心地区，中国周边区域内复边自由贸易协定（plurilateral FTA）和双边的自由贸易协定已如火如荼展开。
　　二、亚洲FTA网络构建的现状
　　近年来，亚洲各国对区域经济合作的冷漠态度已然消失，正在努力进行区域内和跨区域的FTA/EPA（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网络建设。1997年之前亚洲主要国家和地区的FTA/EPA网络只有东盟内部国家间签订了FTA协议，此后，迅速蔓延，到2012年东亚几乎每两个国家间都在建设FTA/EPA；亚洲主要国家和地区也与欧洲、美洲等国建立了广泛的跨区域联系。
　　区域经济合作有助于整合区域经济体系，促进区域经济发展。从表3中可见，亚洲各国积极尝试区域经济合作的国家有新加坡、印度、韩国、巴基斯坦、马来西亚、泰国和日本。
　　三、亚洲FTA网络构建的特征与面临的挑战
　　与其他地区相比，多样性是亚洲地区独一无二的特征，各国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传统价值、文化、种族、宗教、语言、政治体制等各不相同，这也决定了亚洲区域经济合作的开放性和灵活性。
　　（一）区域经济合作的战略规划明确
　　亚洲国家和地区，如日本和韩国都有专门机构制定区域经济合作战略规划，并对潜在的对象国进行研究和评估，以最大限度获取战略利益。亚洲各国和地区在制定区域经济合作总体战略时主要受三大导向影响，即贸易导向、市场导向和资源导向。
　　所谓贸易导向是指各国或地区更倾向于与本国或地区经济贸易联系更紧密的国家或地区进行区域经济合作，以建立生产网络。如韩国签署FTA并未从邻近的亚洲地区为先，而是以其主要贸易伙伴为主要谈判对象。韩国在亚洲国家中率先与欧盟和美国签订FTA,已使韩国贸易总额攀升至世界第9。
　　所谓市场导向是指各国或地区更倾向与人口大国进行区域经济合作，以扩展为本国或地区的贸易市场。例如，韩国与印度、美国的FTA。汽车是韩国的重点产业之一，韩国利用韩美FTA领先于日本、中国、欧盟和其他竞争对手，获得更多美国汽车市场准入权，提高了韩国汽车品牌形象，扩展了销售网络，最终将韩国发展成为全球汽车业的“工程中心”。
　　所谓资源导向是指各国或地区更倾向与自然资源（如石油、天然气）丰富的国家和地区进行区域经济合作，以保证经济安全。如日本经济十分依赖原材料和能源的进口，而澳大利亚一直是其重要的供应国，日本的煤和铁矿进口以及其它重要商品(如液化天然气、石油和铝)的进口有60%是由澳大利亚提供的。日澳自由贸易协定也将向日本提供更多机会对澳大利亚能源及矿产部门进行投资。
　　（二）亚洲区域经济合作呈现“中心辐射（hub and spokes）”空间形态
　　目前各国的区域经济合作出现了新变化，即由一国只是一个RTA的成员国，到同一国与多国签订区域贸易协定，成为多个RTA的成员国，这种现象可以称作区域经济合作的“中心辐射（hub and spokes）”状态（见图4）。在区域经济合作中，处于“轮轴” 地位的国家可以获得特殊的优势，它的产品可通过区域贸易协定进入所有的轮辐国市场，而轮辐国产品受原产地规则的限制无法彼此进入。在投资方面，轮轴国的特征地位也会吸引更多的外部资本进入。
　　目前，全球区域经济合作中，成为FTA轮轴国的国家很少，主要有美洲地区的智利和墨西哥、亚洲地区的新加坡。它们已经和世界主要经济体(美国、欧盟、日本、中国、南方共同市场、东盟等)签署了区域贸易协定。此外，还有一个正在朝轮轴国迈进的小国是韩国。它已经与美国、欧盟完成自由贸易区协定，与日本、中国的自由贸易区谈判也在酝酿之中。
　　作为区域内最大的经济体，中国和日本是亚洲两个潜在的中心国或轮轴。虽然中心辐射结构中的轮轴并不一定比在一个大而全的FTA中获益更多，但是考虑到政治和战略因素，这些国家可能会主动与其他亚洲国家进行双边协议谈判。如果事实如此，那么亚洲会出现两个轴的“自行车”结构，即中国和日本是两个中心国或轮轴，而东盟、澳大利亚、韩国、新西兰是轮辐。由于这种双轴结构可能会导致政治和经济的分裂，所以它是中国周边区域主义的次优选择。
　　如果东盟努力使自己成为另外一个轮轴，那么以上的双轴结构会进一步复杂化。东盟意识到了作为东亚一体中轮辐国的风险，因此它努力进行双边FTA谈判。然而，东盟内的多样性和差异性将阻止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谈判。由于东盟内经济整合的进展很小，新加坡和泰国转而积极追求与非东盟成员国的双边PTA，印度、日本、韩国等大多数区域强国都愿意与东盟成员国分别谈判签订双边协议。新加坡是中国周边进行FTA谈判最多的国家（已签订和正在谈判的FTA有32个），因此，它成为目前中国周边区域经济合作的中心国。
　　（三）区域经济合作内容的广泛性
　　目前，WTO登记的自由贸易协定主要有四类：自由贸易协定（主要指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协定、关税同盟及其他。而集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自由化与经济合作与一身的新型区域贸易协定只能放到WTO登记表中的“其他”类别中。此外，与WTO多边谈判相比，FTA/EPA的优势在于当合约方各自的实际经济情况不同，在多边贸易体制下难以达成协议时，FTA/EPA可以迅速、灵活地建立经济规则。
　　传统的区域贸易协定涵盖范围以货物贸易自由化为主体，所涉及的规则也大多局限于取消或减让关税与非关税壁垒。而亚洲区域经济合作的新一波特征是许多新的区域贸易协定（如EPA、FTA、BIT）超越传统的关税减让优惠，进而包括服务贸易的障碍消除、投资规范、标准既相互认证、贸易便捷化、竞争政策、技术合作、知识产权保护、政府采购、争端解决、环境与劳工等议题作等等。如，2002年签订的《日本－新加坡新时代经济伙伴关系》（JSEPA）、2001年签订的《新加坡－印度全面经济合作协定》（SICECA），还有《新加坡—新西兰更紧密经济伙伴关系》等。这类区域贸易协定其目标已不仅仅局限于货物或服务贸易自由化当中，而是旨在建立经济全球化和新经济条件下的全面经济伙伴关系，促进双方之间制度改革；关税程序便利化；科技电子通讯技术的合作；人员流动，人类资源发展。这种所谓的“深度一体化”重点是消除内部壁垒，以防止阻碍区域内国际生产的有效配置。消除内部壁垒有利于区域内实现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从图2中可以看到，亚洲区域经济合作的范围已超越WTO框架，包含很多“WTO－Plus”内容，如日本的所有FTA和新加坡大部分FTA均包含“WTO－Plus”的内容，协议的范围也反应了谈判国的经济利益、经济实力及谈判能力。
　　（四）复杂的区域经济合作与“亚洲面条碗”
　　FTA的盛行造成了中国周边区域复杂的FTA网络，不同的降税安排、不同产品/不同FTA间关税优惠幅度不同、以及复杂的原产地规则和规章制度等，最终导致“亚洲面条碗”效应（或“意大利面碗”效应）明显，企业的成本可能会增加。例如，EPA/FTA允许合约国的商品使用特惠关税率，因此为了避免迂回贸易（roundabout trade，由第三国生产的商品通过合约国进行贸易，以适用特惠关税），必须运用原产地原则。
　　2011年亚洲开发银行（ADB）对企业调查结果显示（图3），平均有20%的企业认为多重原产地规则显著增加了企业成本。其中，多重ROO对新加坡企业影响最大，38%的企业认为多重ROO增加了企业成本。各国由于FTA战略、产业结构和产业支持政策的不同导致亚洲各国企业对原产地规则的感受不同。另外，多重原产地规则对大型企业的影响要大于中小型企业。因为企业规模越大，它的出口市场就会越多，企业计划也会随着FTA的变化而改变，而企业规模越小，出口市场较单一，它涉及的FTA更少。
　　另外，“亚洲面条碗”效应还可能导致企业对FTA优惠利用率不高。例如，亚洲开发银行2011年对825家企业的调查中（图4），只有28.4%的企业利用了FTA，53.2%的企业计划利用FTA。事实表明，现行亚洲经济一体化模式，即大量的双边FTAs未能吸引企业利用其优惠，也没有促进提高亚洲区域内部贸易比例，亚洲经济一体化进程还有待深化。
　　四、亚洲区域经济合作的发展趋势
　　未来亚洲区域经济合作的走向，将受到政治、经济和地理等多重因素的影响，而且由于涉及的谈判主体越多，谈判的难度越大，因此，综合考虑以上因素，设想未来亚洲FTA的发展趋势（图5）：首先在东亚范围内，完成东亚自由贸易区（EAFTA）或东亚全面经济伙伴关系（CEPEA）的谈判；然后将美国纳入区域经济合作的网络中，完成亚太地区自由贸易区（FTAAP，FTA of Asia and pacific）的谈判，最后以亚欧峰会为基础，完成亚欧自由贸易区的谈判（FTAAE, FTA of Asia and EU）。
　　以上三个层次的发展脉络中，最容易实现的是东亚范围内的FTA网络。它的实现依赖于“ASEAN+1”，以及其它一些东亚国家之间双边或多边FTA构成。从表5中可以看到，目前5个“ASEAN+1”都已生效，但是其他FTA达成甚少。因此，EAFTA的实现关键取决于中日韩FTA的进展，日前三国也在积极推动FTA谈判。而CEPEA的实现还取决于印度的开放程度，由于印度开放程度较小，因此CEPEA的难度更大。另外，在官方设计中“ASEAN+3”应首先进行贸易投资自由化，然后是便利化，最后是技术合作；而“ASEAN+6”首先专注于技术合作，其次是贸易和投资便利化，最后是贸易投资自由化。因此，从可操作性方面看，EAFTA应比CEPEA提前实现。
　　亚洲区域经济合作网络的第二个层次是要在亚太地区将美国纳入，这更是需要一系列的双边和多边FTA，尤其是美国与ASEAN、中国、日本的协议。而APEC形式松散，要形成自由贸易区难度较大。因此，实现FTAAP可能有两条路径：一是扩大已有的EAFTA和CEPEA范围，即亚洲其他国家和美国加入其中；二是扩展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议（TPP，Transpacific Strategic Economic Partnership Agreement）的范围。TPP是亚太范围内以美国主导的区域合作新形式，其成员国有文莱、智利、新西兰、新加坡、美国、澳大利亚、秘鲁、马来西亚和越南9国。但是目前TPP没有包括东盟所有成员国，而且并不是所有东盟成员国都是APEC成员，中国也不在TPP范围内，印度也不是APEC成员，因此通过TPP实现FTAAP的难度更大。
　　亚欧经济联系近年来快速发展，欧盟也是亚洲最大的外资来源地，但是与APEC在贸易自由化和便利化方面的努力相比，亚欧峰会在贸易自由化方面的进展较少。目前，亚洲只有韩国与欧盟有FTA，因此，亚洲区域经济合作网络的最终是将欧盟纳入。
　　考虑到TPP短期内不可能扩大到亚洲所有国家，因此，亚洲FTA网络建设的可操作性路径，应该是以东盟为核心，积极推进EAFTA或者CEPEA的建设，即：
　　第一，2015年建成东盟经济共同体ASEAN Economic Community（AEC）;
　　第二，完成中日韩FTA谈判；
　　第三，通过ASEAN+1、ASEAN+3和中日韩FTA,实现EAFTA;
　　第四，将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纳入，形成CEPEA;
　　第五，将FTA的范围进一步扩展到美国和欧洲。
　　
　　参考文献：
　　沈铭辉（2011），亚洲经济一体化——基于多国FTA战略角度，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网站。
　　Kawai, M. and G. Wignaraja (2011), “Asian FTAs: Trends, Prospects and Challenges”, Journal of Asian Economics, February.
　　WTO, World Trade Report 2011.